还有一部分，则属于大汉统治各阶层中的有识之士，不论勋贵还是官僚，总有一些人的见识超过阶级利益的限制，而谋求更高更有价值的需求。肉食者虽鄙，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为眼前蝇利所祸，而为了国家统治的延续，为了更长久的利益保证，也愿意做些妥协。
而在当下大汉朝廷的官僚之中，也有一大批起于微末，体察过地方民情，见识过民生疾苦的官员，他们更清楚如何通过减少对农民的压榨而靖安维稳，他们知道税改是延续统治生命力的做法。这些庶族官僚，虽然很多人都在朝廷的大染缸中变了色，但依旧有有一批人，保持着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。这些人，也是改革除刘皇帝之外最主要的支撑力量。
另外则是，还有一些不在乎改革意义与重要性的官员，他们乐意看到变革的发生，并积极参与进去，以趁机牟利。改革意味着改变，也往往体现出利益的重新分配，对于许多不甘现状的人而言，改变就意味着机会，不管是因势而动，还是浑水摸鱼，都需要一个变化的环境。
这样的人，或许谈不上唯恐天下不乱，但绝对是不希望看到一成不变。吏治运动，在清洗不法的同时，尚且崛起了一大批新权贵，税改亦然，这同样是个机会。改革容易出新贵，这其中的机遇可比平时苦熬政绩资历要大得多。
甚至于，有些人心明明对税制改革心怀疑虑，甚至排斥反对，但面上却显得格外积极，表现出十分强大的执行力，对于这些人而言，如何借机实现仕途上的进步才是最重要的，至于政治理念什么的，没到一定地位毫无意义，至于利益，只要有官有权，什么都会有的……
而赵匡义，显然也属于这样的一类人。
最后还有一批选择坐观局势，左右摇摆，随时可以转变立场的人。事实上，很大一批人，对于改革并没有过于明确且激烈的反对态度，一是在于眼光的短浅，不论流言如何，在切身利益没得遭到侵害之前，是不会有什么过激反应的，实在没必要。
另一方面，则是大汉多年发展形成的一种政治规则，或者说习惯。在刘皇帝当国的这近四十年间，发起并落实的各项政策改革有数十起，每一起都会侵犯到既得利益者，但都一一落实了。
这其中，除了刘皇帝破除万阻，坚决推行之外，也因为刘皇帝的大部分改革，都表现得极有分寸，与其说是改革，不如说是改良，既然是改良，不论手段形式激烈与否，都难以掩饰住其中的妥协性，往往留有余地。
经历得多了，大伙也都习惯了，虽然此番税改从一开始都让人感觉别扭，但在没有具体方案出台，没有新政举措落实，没有真实效果的反馈之前，观望是不少人选择的态度。
税改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统归地税，再度加强朝廷对土地的控制，但是，这并不涉及土地所有权这种最为敏感的问题“减租减税”总是比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要更容易接受。何况，即便通过税改，今后的地税如何收，收多少，都还未成定议，都是可争取的。
说到底，这仍旧是一场走温和改良路线的变，虽然触及了土地这种最关键的生产资料，但效果如何还需看后续的发展。
而李昉无法切实有效推动税改进程，自然也引起了方方面面的不满，反对者就不多提了，支持者对其保守的做法不耐，而观望者也因为始终没个定论而感到不安，难得的，李昉竟然到了人憎鬼厌的地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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